致我那未曾谋面的朋友伊斯特：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应当向你回信，但在近来我发现的一切实在太过令人震惊，我始终深陷于对于一切的追索之中，类似解开一个巨大的谜题，以至于我现在才顾得上将这些东西诉诸文字。

你肯定还记得我曾在那封杂乱不堪的信里告诉你我对克莱尔·阿克曼生平的研究已几乎无法再继续。当然了，两年的努力之后那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包括她在法国度过的童年时光、波兰的青年时代以及日后那些广为人知的辉煌成就。

我也确实找到了不少颇具创新性的视角，诸如她《d小调幻想曲》的灵感来源，以及她在匈牙利旅居生活对她晚年创作的影响，从我寄给你的书稿中你也能看到每一点推论我都有着切实的证据。

说实话，仅凭这些这本书已经不难发表，甚至我已经有相当把握会受到欢迎，毕竟这位在二十世纪享誉世界、今日仍在音乐殿堂熠熠生辉的钢琴家、作曲家（特别要注意她的女性身份）时隔几百年依旧是个话题人物。但和所有前人遇到的问题一样，她人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即自1943年至1944年前后在伦达克集中营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对我而言依旧保持着空白。

也许你会说我是在给自己出难题，成心找不痛快，但说真的，如果不弄清这些，我所做的工作与那些前人曾经反复做过的又有什么差别？

对阿克曼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能了解到那一年时间必定发生了影响阿克曼一生的重大事件。她是如何从演奏家进一步进入作曲领域的？她的《致阿芙洛狄忒》以及那几首举世闻名的琴曲必有指向，那一对象，正如无数学者不断猜测的那样，有很大可能正是在那一年中与她短暂相逢，又快速消逝在她生命中。同样，那个始终被阿克曼贴身佩戴的项链坠，经考证最早也是从1945年的相片中开始出现在她身上的。

伊斯特，我之所以又一遍重复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无非是向你强调我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搞懂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阿克曼的研究在我心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将和前人一样对着同一个雕塑从不同视角来回描述，而究竟是什么雕刻了它、它内部的结构如何却无人知晓！

对这一点的认知无数次在夜里让我辗转难眠，我为此不得不在临睡前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好让我多少能维持足够支撑我工作的精力。但我始终对这难题束手无策。

阿克曼本人既未婚姻更无子女，她的遗物最后均交付给艾米丽·米勒小姐，时隔三百余年，大部分遗物的原件仍摆在位于华盛顿的展览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她的数处故居中，复印件也不难找到。但被送入那里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曲谱、用过的钢笔那一类东西，对我的研究几乎毫无帮助。

于是我将重点转向其他伦达克集中营亲历者们留下的历史资料，这多少让我收获了些新东西。关于那些资料，它们大部分已经于历史长河消失无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数据大爆炸”对全人类电子数据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之后。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克莱尔·阿克曼生活的时代靠不住的电子产品尚不那么流行，这让极少数材料得以自毁灭数据的大海啸中幸免于难（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常说‘不要将一切寄托于信息流’）。我差不多搜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那段时期伦达克集中营的亲历者们及相关报道中留下的文字与影像作品（天知道我有多感谢奥德丽·肖特在她那本《伦达克集中营：最终的发声》中对于这些作品的详细记录！）。它们确实开始把我引向正确方向。

在莱恩·米勒的传记《谁让我们充满勇气》中，曾经提及阿克曼小姐为他们提供了一枚关键性的、能够证明德国军队暴行的毒气罐标签；有十七篇报道均提及阿克曼曾经为一名德国军官处理日常事务，将它们与米勒的传记片段相结合，可以证明阿克曼正是通过为那名军官工作得到了标签（当然，显然是种秘密的获得）。同时，现存资料中，有四篇发表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作品盛赞克莱尔·阿克曼是“战争英雄”，因为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在日后便少为人们提及了。这不得不说是让人好奇的一点，可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阿克曼1943－1944年间经历的关注是在21世纪后期开始加深的，而之前人们的目光则多数落在她的艺术成就上，因此已经错失了能够接触大量直接资料的机会。当人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缺失的一年对她的艺术生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亲历者们早已与世长辞。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告诉你，伊斯特，和直接将目光落在阿克曼情感生活的研究者们不同，我的研究正是从“战争英雄”开始切入的。在谈及阿克曼的传奇一生时，人们不再频繁地提及这些实在是过于反常。尽管它看起来和音乐、艺术毫无关联，说不定只是当时人们的疏忽或者是对于战争阴云的回避，但我决心探索下去。“忽视细节，忽视全部”，这就是我的准则。

而我庆幸我抓住了这一点。